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孪生姐妹:互馈生命抵御死亡

1999-08-29 来源:文摘报  我有话说

唐湘黔

 一对孪生姐妹同患绝症,在死神面前,姐妹俩争着要为对方献出自己鲜嫩的生命,幻想着以两个受损的躯体组合成一个健康的生命……在这对孪生姐妹争死让生的过程中,那个愿望最终变为现实:姐姐把骨髓献给了患了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妹妹;妹妹又把肾脏献给了患了尿毒症的姐姐!两朵即将凋零的生命之花,又灿烂如前了。

孪生姐妹患绝症

王立世和林素芹夫妇是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山花机械厂的职工,1979年2月,他们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,大女儿取名王锦,小女儿取名王绣。

1995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,读高中的王绣正在家做作业。突然,她发觉自己下身大出血。父母赶忙将她送到医院检查,才知王绣患了再生障碍性贫血。医生告诉王立世夫妇:这种病,病人自身再生红细胞的能力很弱,需要经常输血来补充体内红细胞的消耗,才能维持生命。

医生还说,病虽是难治之症,却也有治愈希望,根治此病的最好办法是进行骨髓移植,但医药费至少需要十多万元。可是,这么高的费用,对于月收入只有数百元的这个工人家庭来说,无疑是个天文数字。将近三年的时间里,这个家庭千方百计挣钱为王绣输血,善良的夫妻无时无刻不在祈祷着女儿康复的奇迹出现。

1998年1月,又一个不幸从天而降:在高来大酒店做合同工的姐姐王锦患了另一种绝症——尿毒症!双重的劫难使王立世夫妇几乎崩溃了,一个女儿患病就把他们折磨得受不了,如今又多了一个女儿患病。

王锦每周至少要做两次血透,每次要500元,而妹妹王绣每周要输血一次。王锦患病后,虽然她工作的那家酒店为她支付了12000元治疗费,高来大酒店的全体员工也为她捐助了3000多元,但是这点钱对于一个重病患者来说,无疑是杯水车薪。为给两个女儿治病,王家父母不得不将房子作价20000多元卖掉,全家只好搬到机械厂一间楼顶仓库居住。

为了两个女儿,已是下岗职工的王立世到处寻找打工挣钱的机会,妈妈林素芹让婆婆照料病中的姐妹俩,自己则到离家不远的一家餐馆打工。

两个女儿需要增加营养,王立世夫妇宁肯苦着自己,也要省下钱来给病中的女儿买滋补品。林素芹每次上街买菜,总带着小弹簧秤,买肉论两,买虾论只,估计够女儿吃就成。附近菜场上的小贩都认识她,刚开始嫌她“小气”、“抠门”。后来得知内情,又同情她又敬佩她。只要见到林素芹来买菜,他们把秤称得高高的。邻居们见林素芹顿顿吃咸菜、喝菜帮子汤,就说,给女儿煮肉汤时,多加一瓢水,自己不就有了吗?林素芹说:“就那么点东西,多加水汤就淡了,孩子得不到营养了。”

他们就这样一天天地苦撑着,姐妹俩的病非但没有好转,反而一天天加重了。这时医生又劝他们:再这样下去,到头来只会人财两空,要救人,姐姐得尽快换肾,妹妹得尽快移植骨髓。而两个人的手术费用,加起来至少得20多万元。面对这个庞大的数字,王家无可奈何,按照王立世夫妻目前的挣钱方式,何年何月才能将手术费凑足啊?

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王立世拿起纸与笔,给当地在外工作的人写信,给当地民政、卫生、新闻、慈善等部门写信,恳求他们伸出关爱之手,救救他们的两个孩子。

50多封求援信寄出去了,当王立世拆开第一封回信时,一看竟傻了眼,原来这封回信不仅没有捐款,反而把他骂了一顿:“骗子!想借孩子捞油水,没门!我们可不上你的当!”

王立世从这封信中得到了启发:让当地有关部门出具证明,随同求援信一块儿寄出去。于是,他又没日没夜地跑机械厂、民政局、教育局、高来大酒店、州人民医院,一份份地签意见、盖章。从姐妹俩的病情、诊治费用、现实表现到筹资状况、经费缺口,件件有佐证。在大半年的时间里,王立世共发出164封信函,不说他一趟趟来回于邮局、医院等各单位之间共跑烂了多少双鞋子,光那些大大小小的印章,就盖了120多个!

感天动地姐妹情

一天,妹妹突然对姐姐说:“姐,我想好了,把我的肾脏移植给你,然后去死,这样你就可以好好活下去了。”谁知,话一出口,姐姐立即反驳道:“不,我也早想过了,还是把我的骨髓移植给你,你三年都挺过来了,一定要坚持到最后。”就这样,一个要献出骨髓,一个要献出肾脏,这对姐妹俩争着把生的希望留给对方。

1998年9月,卖房子的钱用光了,王立世写信向外界求援,虽有一些个人捐款,但无济于事。王锦面对病中的妹妹,面对苦难的父母,决定以自己的死来换取妹妹的生!她趁妹妹睡熟之时,偷偷写下了遗书,遗书如泣如诉,催人泪下:“我想过了,如此下去,我和妹妹都会因无钱治疗而死亡,与其两个人都死,还不如让我的死来换取妹妹的生。我死后请把我的骨髓冷藏起来,待有钱给妹妹做手术时,就移植给她。”

为了早日实现生死誓言,王锦一步步实施着自己的计划,她以不能入睡为由,要妈妈给她买来安眠药,妈妈每次只给她一片,她悄悄地把它藏在枕头下面,打算积到一定数量时一并吞下。细心的妈妈看出了女儿的心思,她死死地捏着从枕头下面搜出的安眠药,眼泪跟着就大滴大滴地淌了下来,王绣更是泣不成声。王锦意识到自己的自杀计划深深地伤害了妈妈和妹妹的心,她抓住妈妈的手嚎陶大哭:“妈妈,您千万别生气,我和妹妹把您和爸爸拖得不成人样了,妈妈,就让我死吧,你们一心一意救好妹妹就是我的最大心愿!”妈妈听王锦这么一说,心里更是难过,她坐在床沿,伏下身子抱着女儿的头又大哭起来。王锦最怕的就是妈妈的泪水,一头扑在妈妈的怀里抽泣不止。

可是,每次去做血透,当王锦看到母亲跪着向医生请求先治疗后补钱的情景时,她的鼻子酸酸的,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。王锦又萌生了不再折磨父母、为妹妹献出生命的想法。

有一次,父母将两个女儿抬到阳台上晒太阳,王锦趁他们返身去抬妹妹的间隙,便想攀住阳台翻下去,可四肢怎么也使不上劲。王锦顿时泪如泉涌,病痛使她连自杀的能力也失去了。

姐姐王锦奋而忘生,妹妹王绣也偷偷写好了遗书。“姐姐能够为我而死,我为什么不能为姐姐去死呢?我死后请将我的肾脏移植给姐姐……敬爱的奶奶、爸爸、妈妈,当你们想我的时候,就看看姐姐吧!”

一天晚上,姐姐睡熟了,王绣伸手拿起枕巾,用牙咬、用手撕,扯成条条后拧成绳,一端系在床头上,一端套在脖子上,然后用尽平生气力,将身体移到床沿,滚了下去……幸好布条“咔嚓”一声断了,王绣想死没死成,反而摔在地上不能动弹。王锦被响声惊醒,连忙喊醒隔壁的妈妈。

也是从这时起,爸爸、妈妈加强了对姐妹的监护,使她们争死的愿望始终不能如愿。

其实,在这场生死战之前,姐妹之间早就相互以健康和生命为代价挽救了对方。妹妹患“再障”的第二年,姐姐王锦就出现小便次数倍增、浑身乏力、尿血等症状。她听人说,尿血多半是肾脏有问题,可当时正是妹妹患病要用钱的节骨眼上,家中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。为了把钱集中用在妹妹身上,王锦将自己的病一瞒再瞒,并且时常拖着病体用自行车推着妹妹上医院输血。就这样,王锦将自己的病一拖再拖,由急性肾炎转化为慢性肾炎,最终导致尿毒症的发生!所以,姐姐住进医院的第一天,王绣打碎了自己的储钱罐,拿出小时候积攒下的13元硬币,让父母买水果给姐姐送去。

捐髓献肾救亲人

为了救活女儿的性命,王立世不停地给外界写信,手写肿了,笔也用坏了一支又一支,他几乎给每一个新闻媒体都寄出了一封蘸满泪水的《挽救一对濒危少女的生命》的求援信。1998年11月,两家期刊刊发了这封泣血求援信,就是这两篇只有一两百字的求援信,王立世收到了寄自全国各地的近10万元捐款。捧着这雪中送炭的救命钱,夫妇俩激动得双手颤抖。基本上够一个人做移植手术的费用了,姐妹俩都希望对方尽快做手术。但是,在为谁先做手术这个问题上,姐妹俩又争执了起来。

“姐姐,你先动手术吧。你人聪明,各方面能力都不错,你对父母重要,今后也可以更好地报答父母。”

王锦一听妹妹的话,马上拿出了做姐姐的样子:“俗话说得好,长哥长姐当爹娘,我们之间理所当然由我做主,由我说了算,做姐姐的也有义务帮助妹妹,还是你先接受手术吧。”

王绣立即反驳道:“姐,你好不容易有了个工作,早一天治好病,就可以早一天上班为父母减轻负担。我又没有工作,还是个纯粹的‘消费者’。你不必再争了,我献肾,你先做手术……”

父亲听着听着,眼睛湿润了,母亲和姐姐也抽泣起来。手心手背都是肉,到底现在要不要做手术,到底给谁先做手术,这道题把父母给难住了。

就在姐妹俩争死让生、父母难以定夺的时候,一位老人带着博大无私的爱心来到了王家。

1999年2月中旬,台商杨勋文老先生回原籍探亲,他被王家姐妹的故事感动了,到王家实地考证后,当场为姐妹俩捐助人民币15万元!

1999年2月23日,姐妹俩被送进了贵州省健民医院。

看着两个被病痛折磨得形销骨立的女儿,王立世夫妇不忍心让姐妹俩互相“剜肉补疮”,都想将自己的肾脏或骨髓献给女儿。而医生却告诉他们,两代人之间不适宜做异体骨髓移植,换肾也要讲究血型和配型,孪生姐妹是最适合的捐赠者。经医院检查证实,王锦、王绣姐妹俩是双卵双生,血型、骨髓、肾脏配型完全相同。

接着,医生又对姐妹俩的身体进行了全面检查,他们惊喜地发现,尽管姐妹俩已连续多年输血、血透,但由于护理精心,姐妹俩除了分别有肾病和“再障”病外,姐姐的骨髓、妹妹的肾脏功能良好,有互换器官康复的希望。

移植手术开始了,医生根据姐妹俩的病情作出决定:首先给妹妹进行骨髓移植。

3月7日上午9时,上手术台前,王锦把手伸向躺在手术车上的妹妹,握了握她的手说:“妹妹,别怕,我把骨髓给你了,你的病就好了,又可以像小燕子一样唱唱跳跳了。”妹妹的眼眶噙满了泪水,哽噎着说不出话来。

姐妹俩进入手术室后,王立世一会儿焦急地背着手在走廊上走来走去,一会儿又愣愣地坐在椅子上发呆。林素芹更是疯了一般,一颗心两头拽,左也不是,右也不是,两个孩子都是自己身上的肉,都让她牵肠挂肚啊!她站在手术室外怔怔地呆一阵,再伏在女儿的床头哭一通,病友们无不为之动容。

11时40分,手术室门开了,医护人员将处于麻醉状态的姐姐推了出来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王锦慢慢地苏醒过来,她睁开眼睛后的第一句话就说:“我想看看妹妹。”父亲把她推到大玻璃窗前,王锦冲着里面的妹妹伸出了两个手指做出了“V”字喊着:“妹妹,我们终于胜利了!”那神态,比自己做了移植手术还高兴。

麻药失去作用后的一段时间,是最难忍受的,王锦躺在床上,嘴里咬着自己的毛衣,虚汗浸湿了衣服。为了不让父母看见难过,她硬是没有吭一声,一个小时过去后,毛衣被她咬出了几个洞。

每天早上,王锦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父亲扶她到大玻璃窗前,看一看妹妹。王绣也时刻挂念着姐姐,她时常询问姐姐的肾病到了什么程度,什么时候才能给姐姐做肾脏移植手术。厚厚的玻璃是隔音的,姐妹俩每天都用手比划着交流。

一个多月后,王绣离开隔离病房,身体基本恢复正常。这时,她像姐姐当初说服自己一样,劝说姐姐赶快做肾脏移植手术。然而,医院确定了两次手术时间,每次都因为姐姐受到感染,将手术一次次延后。可是,王绣从未想过放弃捐肾救姐,每次她都宣称:“我们还会再做的。”她还让男友买了一块手帕送给姐姐,上面印着“我永不放弃”几个字。

1999年5月3日,医院给王锦成功实施了肾脏移植手术。这一回,王绣比王锦更痛苦:医生锯掉了她的部分肋骨,才取出一只肾脏。手术后,她疗养的时间比王锦的长,那种痛苦是可想而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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